一、中国画的演变

　　中国画的时代性演变，取渐变方式，而不取“断裂”“突变”的激进方式。在激进主义者看来，艺术须不断翻新，不断以“改朝换代”的方式求得“进化”，否定“有常有变”的古训，只要“变”不要“常”，把革新与保守视为优劣甚至善恶之争。这种观念，从20世纪盛行以来，至今不息，对中国画的变革造成了长久的负面影响。

　　二、中国画的“现代性”

　　“现代性”是一个广义的文化概念，迄今所见的有关解释，譬如它的内容、范畴、结果、实现方式等，都带有不确定性。中国画是一种经典性的传统艺术，它的“现代性”不能以否弃其传统特质为代价，我们迎接多元文化世界的到来，但庞杂的多元是以现代西方文化为主流的，不能把“现代性”的追求变成对西方化的追求，以西方现当代艺术的标准衡量中国画。

　　三、中国画的现代类型

　　我把现代中国画归纳为三大类型：“传统型”、“泛传统型”和“非传统型”。三分法的前提是，承认多元现实，提倡和而不同，对不同类型的中国画采取有区别的态度。传统型是中国画的源头与本色形态，它坚持笔墨方法和传统风格，以“移步不换形”的方式演进：“移步”即演变发展，“不换形”即不改变它的基本特点。泛传统型是中国画的现代变异形态，它广泛借鉴，形式多样，适应现代接受者的需要，一个多世纪以来，已演为当代中国画的主流形态。非传统型是中国画的极端变异形态。它追求新异和观念化，跨越中国画边界，但仍使用水墨材料。三种类型在表达现代人趣味、感觉、思想有不同功能。应当保持它们各自的独立和结构性的平衡。

　　四、中国画的语言

　　中国画使用造型、构图、色彩等绘画共有语言，以及独特的个性语言：笔墨。笔墨与共有语言融为一体，但又相对独立。出色的笔墨渗透着精神，是中国画风格、韵致和格调的主要体现者。清代以来，出现过将笔墨孤立起来的倾向，20世纪以来，又出现过否定笔墨的倾向。不同类型与题材的中国画，对于笔墨的要求是不一样的。艺术批评应区别对待。笔墨相对恒定的因素是“力感”和“韵味”——勾皴点画形成的“力的样式”和感觉，但其具体的程式、风格与方法，则因人而异。出色的中国画家能把握各种各样的力感，用它们表现对世界的丰富感受。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，中国画形成了一整套把握“力感”和“韵味”的方法和标准，如“一波三折”、“力透纸背”、“刚柔得中”“平、留、圆、重”等等。在中国人创造和欣赏笔墨的过程中，又将“力感”“韵味”与中国文化对生命、对道德情操的认知融为一体，使其从单纯的生物性感觉上升到人性的感觉、文化和道德主体的感觉，从而转化为标志着作品精神价值的“格调”。黄宾虹批评明代绘画“枯梗”，清代绘画“柔靡”，批评笔墨的“江湖”气与“市井”气，就是把对笔墨“力感”“韵味”的形态分析上升到了精神价值判断。今人的价值观念与古人有所不同，但一些基本的价值要求是必须坚持和保留的。我们能够抛弃“刚柔并济”，而去一味追求“柔靡”“枯梗”“江湖”“市井”吗?这不只是笔墨的要求，更是人性的要求、审美的要求、中国人文传统的要求。古人把和谐悦耳的声音谓之“韵”，如蔡邕《琴赋》说的“繁弦既抑，雅韵复成”。音乐、文章如此，笔墨也如此，是有生命气息的。传统美学用气韵、情韵、神韵、高韵、远韵形容人与艺术，除了音乐性这一层意思之外，还泛指风度、气度，总之，是指有节律的生命状态、生命活力、生命情致。汉末魏晋时代有品藻人物之风，后来把品评人物的方法与语言用到品评诗文书画上面。“六法”中的“骨法用笔”讲的是笔墨的“力感”，“气韵生动”讲的是“韵味”，都是精神层面的东西。中国画的接受，向来强调一个“品”字，“品味”、“品鉴”、“品赏”、“品评”、“品藻”等，都包含着评论、鉴识以定其等差的意思。“品评”对象的“力感”与“韵味”，特别是笔墨的“力感”与“韵味”，靠鉴赏者的审美经验、直觉和相关知识，是一个十分微妙的“以灵致灵”的过程。如果说笔墨的“力”偏重说阳刚之美，“韵”就偏重说阴柔之美，用当下的话说，就是既要视觉冲击力，又要丰富性、微妙性;有力量，也耐看。因此，笔墨的“力感”与“韵味”以及它们的恰当关系，在今天也是需要的，并不存在过时的问题。当今的中国画，有一味浮躁、粗暴的，也有一味甜俗、艳俗和柔媚的，完全可以从把握“力感”与“韵味”的角度加以批评和研究，看它们的根源是什么，如何加以改进。总的来说，画家对笔墨“力感”与“韵味”的理解与把握，靠鉴赏力的提高，靠对传统绘画的深入把握与感知。20世纪中国画教育最大的缺憾之一，就是忽视鉴赏力培养。

　　五、中国画的精神追求

　　传统中国画因为受政治制度、时代环境和古代隐逸思想的影响，重视描绘自然，多表达无为、平和、超然的生活态度。传统人物画则缺乏对人和社会现象的直接描绘，较少描绘与表现人的多面性与复杂性。宋代以后，人物画日趋衰落，不仅题材单调，画法技巧也相对简单。20世纪后半叶以来，人物画借鉴写实主义画法，得到很大发展。但在很长时期，局限在只能“正面描写”、只能“创造英雄形象”的框架里，画家缺乏选择题材、表达个人思想感情、创造个性风格的充分自由。人物画家虽空前增多，造型能力也空前提高了，但作品大同小异、千篇一律，现实主义蜕化为粉饰主义，人的形象大都被脸谱化。改革开放后，否定了政治工具论，画家获得了描绘与表现的自由，但这并没有必然地把人物画带上一个新的境界，并没有使画家自觉地重视对现实和人的深度刻画，自觉地去挖掘人的丰富性，许多作品陷入空壳化的表现主义和唯美主义。我们还缺乏对人物画创作历史的深入反省，艺术重新市场化以后，画家受到只求感官满足的大众趣味的左右，把聪明才智投到包装、造势、提高知名度和画价的追求上，在物质生活上相互比拼，作品却止于熟练，止于风格化的重复而并不用心用力于艺术素质、修养和质量的提高，如此等等，都是需要“建设中国画”这个大课题认真面对的。总之，中国人物画创作应当直面血肉人生，不回避表现复杂的人世和人性，不回避现代人的焦虑、困惑、矛盾、奋斗，使它变得有歌有哭，有声有色，有优美有崇高，有形式创造有意义追求。为此，就要求艺术家具备独立洞悉人生的思想力，强烈的责任感，独特的视角，创造的激情和高尚的道德情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