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大千《罗衣仕女》，作于1949年。画一仕女晨起初醒，臥身沉思。她穿淡色罗衣，头枕手臂，手臂压着漫卷的乌云。仕女左侧挂的床帐，织红地黄兰绿三色如意云纹。画床帐用勾勒填彩法，色调浓艳，人物用淡墨细铁线勾勒，面部、手臂的肌肉和罗衣均施浅色，使整个作品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。画家题：

罗衣初试尚惺松，红豆江南酒面浓。

别有深情怨周昉，不将春色秘屏风。

己丑十一月朔写于镜海，戏题。大千居士爰。

　　诗的前两句写仕女的慵懒情态，后两句说，唐代画家周昉长于描绘宫怨仕女，擅于将她们的美丽和无聊揭示出来。“己丑十一月朔”为农历己丑年十一月初，即1949年12月20日后。此时的张大千在香港。

　　画家又题：

　　此唐周长史仲朗画法，其衣饰为日人所宗。我国自元明以来，俱尚纤弱，遂无有继其法者。予此幅参以敦煌六朝初唐装至法，不为拈出，令观者疑为日本画为可叹也。爰再识。

　　“唐代周长史”即周昉，字仲朗，以画仕女著名。史书记载他擅于表现人物的性格与情态，他创造的仕女样式，被称作“周家样”。张大千这段跋说，周昉的仕女画在元明以来无人继承，但其衣饰画法却为日本绘画所宗法。他参照敦煌壁画作的这幅《罗衣仕女》，若是被观者怀疑为日本画，那就太可悲叹了。

　　1941-1943年两年间，张大千率子侄弟子赴敦煌临摹壁画，历尽艰苦，共得摹作三百余幅，归来后举办敦煌壁画临摹展，轰动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文化界。对张大千个人来说，敦煌之行使他对宋以前的中国绘画有了新的了解与认识，他的作品特别是人物画也从敦煌壁画吸收营养，大大突出了工笔勾填和青绿设色的画法。《罗衣仕女》即一例。他说此图用周昉的画法，但周昉没有留下可靠作品，他是“参以敦煌六朝、初唐装至法”画出的。换言之，张大千根据敦煌壁画推测了周昉的画法。我们从画中看到，挂帐、床单是重彩勾填，仕女形象消瘦，与一般所见唐代仕女包括敦煌唐代壁画中丰肥的仕女形象并不相同。这就是说，他对敦煌壁画有所参照但没有照搬照抄。

　　有人说，张大千是一个只知临摹不知创造的画家，这不符合事实。张大千一生确实用功于临古，但他并非单纯摹古，而是通过临摹对传统绘画进行深入的研究，力图把明清画家所忽视和遗忘的传统重新寻找回来，力图探索文人绘画传统、宫廷绘画传统和民间绘画传统的契合。他晚年创造的泼墨泼彩山水，就综合、融化了文人泼墨、敦煌壁画的青绿设色和现代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某些因素，绚丽苍浑，有力地表现了大自然的壮丽和神秘，具有高度的创造性。没有早年对传统下的苦功，是不可能有这种集大成式创造的。

2004年11月29日